反思与创新国际关系理论
2019年，两位著名国际关系学人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出版《环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一书，倡议构建“环球国际关系学”。关于如何构建，他们供应了一种思路，即发掘主流国际关系学中缺失落或忽略的非西方思维元素。近年来朝阳东升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与这种思路合榫，供应了诸多有益的中国元素，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所供应的“天下无外”“关系理性”和“兼容普遍主义”，秦亚青的关系理论所供应的“中庸辩证法”和“关系性逻辑”，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所供应的“道义”和“领导力”，上海共生学派所供应的“共生”和“和合”。他们皆发展出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为环球国际关系学贡献了聪慧。
这些构建中国学派的成功案例提示我们，发掘并发展非西方观点或思想等本土元素，是可以有效创制出普适性国际关系理论的。非西方天下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当代实践，可供阐发和转化的本土元素有如源头活水一样平常，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来。这为我们反思与创新国际关系理论供应了丰赡的智识支撑。就中国元素而言，可发掘的元素远不止天下、关系、中庸、道义、和合等观点，还有许多元素值得创造性转化利用于国际关系学中。中国原典儒学所推崇的“情理构造”观点，便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潜质的本土元素。
将“情理构造”植入当代生活天下
在孔孟的原典儒学中，人性兼具“情性”与“理性”两维特质，而非理性人的单质假定。“情”非但不是无关紧要，相对付“理”，乃至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仁、礼、义是儒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核心观点，而它们实际上都肇端于“情”。仁、礼、义皆由人性一真个自然情性生发，并经礼制化和理性化创制，而发展为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普遍伦理。不过，原典儒家并非主见人性唯情论，而是主见情理并举、情理融通。贤人礼法秩序的形成，既源于对人“情性”的洞察，又源于对人“理性”的把握，即所谓知情、辟义、明利、达患。儒家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理念由身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推演和利用，皆遵照着情性与理性的双重假定。故孟子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便通情达理地推断出“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总之，基于人的情性和理性双重假定，原典儒家在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两方面，都构想设计出“身—家—国—天下”大贯通的通情达理秩序。这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政治伦理与海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秩序与海内政治秩序截然两分的构想大为不同。
李泽厚充分把稳到原典儒学对情的重视和对人性情理二维的认识，因此提出并力倡“情理构造”“情本体”等主要观点。他主见将原典儒学的“情理构造”植入当代生活天下的思考之中，实现“西体中用”。所谓“理”，一方面指涉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等强调不变理式、先验道德律令和绝对精神的理性主义之“理”，另一方面指涉自尼采到海德格尔等强调权力意志和“此在”的反理性主义之“理”。它们的共同点是情理二元对立，主见理性对感性和情欲的主宰、压制乃至摧毁。所谓“情”，是指与人作为生物体的基本须要、希望、本能直接或间接干系的自然情欲，如“喜怒哀惧爱恶欲”。他反对情理二元对立，反对偏执一端，主见两者的领悟，追求情性与理性的平衡与和合，“理渗透情、情理折衷、‘通情达理’和人际温暖”。“情理构造”理论的焦点不在于情理存废争执，而在于情与理的比例与构造，“即情（欲）与理因此何种办法、比例、关系、韵律而干系联、渗透、交叉、重叠着。从而，如何使这‘情理构造’取得一最好的比例形式和构造秩序，成了乐感文化把稳的焦点。”（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