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诗的道德
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在反思二战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由于面对如此深重，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天下已不值得被赞颂与歌颂。然而，对文学创作而言，历史之恶，或者说历史本身，又是永久无法回避的。它是人类履历的开阔地，那里有野蛮，有缺点，有罪过，更故意志、勇气和聪慧。大多数时候，唯有凭借这种不绝望、不幻灭的意志、勇气和聪慧，那些无法逃脱大历史的小人物才能够在历史的坐标中建立自己的坐标，从而授予生命和崇奉更丰富的含义，更积极的代价。而所谓“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西塞罗语），也是指后世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这些理性向前的力量，否则，历史越长，人类背负的履历越多，悲观和虚无就越随意马虎霸占人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叙事实质上都是积极的——奥斯维辛之后，诗仍是人类必须。
之以是有这样的感慨，是由于《父亲的军装》这本书，也是由于诸多此类的个人史在回应历史之恶的时候，在沉迷苦难和面向未来的选择中，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后者。大历史中，有无数的人曾经历痛楚，无论如何，这幸存的“我”才是最大的代价。而且，我以为，这些幸存者的记录才是奥斯维辛之后诗的“道德”，也是包括诗在内的统统艺术，避免真的“野蛮化”的唯一办法。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父亲的军装》张扬自己“道德”的办法是朴实和严谨。如果说文学是作家捕捉天下、重现影象、确认自我的路子，那《父亲的军装》采纳的是一种最为务实的态度——既然不是专业作家，既然因此父亲为主角写家族往事，那就索性老诚笃实地按照人物的经历讲故事，本本分分地把握历史决定命运的奇妙时候，把自己从阅读、采访、记录和查阅档案中得来的史料，以及从个人阅历中获取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投注到每一段笔墨中，谢绝将个人命运与时期不恰当的牵扯，也谢绝纯挚地拔高个人在历史中的作为，谢绝空洞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这样的创作原则辅导下，作者开始点滴讲述二十世纪初期自己家族的复兴与败落，讲述父亲在抗日战役和解放战役中的戎马生涯和传奇经历，并努力让这种个人化的经历与读者的历史感、命运感产生共鸣。显然，这是一本个人史的历史态度和现实态度，是所有通过个人为时期立传的作品该当有的基本态度——有代价的个人史一定是历史不雅观和文学不雅观交相照映、独特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也一定是于历史有借鉴，于时期有参照，于人生有补益。
书的主角徐成沄是作者徐子建的父亲，现年103岁，职业是军医。徐成沄出身湖南湘潭的年夜班家庭，他的父亲徐方兴曾在洋务运动中开矿办厂，家族兴盛一时。徐成沄上过初中，学过中医，再加上家中族侄徐旨乾曾参加辛亥革命首义，在国民党军中资历老、威望高，对他帮衬有加，以是他能在家道中落之后，得到去湖南保安团谋生的机会，也能够有机会上军医学校，直至成为国民党部队的上校军医。
抗日战役全面爆发之后，徐成沄随部队转战淞沪沙场，参加乍浦反上岸、萧山撤守、兰溪鏖战等战役，救治伤员无数，自己也九去世生平。战役引发的家国情怀在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心中逐步扩展开来，和沙场上的生离去世别、命悬一线、出息未卜一起，铸就一个国民党军医繁芜的内心天下。这个天下里有医者仁心，有趋利避害的政治嗅觉，有与生俱来的人际聪慧，有国民党等级关系造就的职场法则，还有分外的英雄主义和男儿任务担当。书中用很多细节写到了这些方面，让人体会沙场中的日常和分外历史中人的生存状态。
抗降服利，全民欢庆，然而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却早已非一场胜利能够办理。详细到“小人物”徐成沄，他在部队恰遇一场桃色事宜——顶头上司，国民党63师师长徐志勖的太太想与他暗通款曲，他写信谢绝，不料信被师长创造，他只能选择退伍转业，到湖南新化卫生院任职。然而，与三青团、哥老会等当地势力打交道的过程并不顺利，以是不得不再次投奔国民党部队。此时，解放战役已经爆发，不久，徐成沄在定陶被俘，成为共产党军医，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救治过政委陈彪，也给刘伯承治过眼睛。
历史的坐标：天下和苍生
父亲徐成沄和万万千万的抗战老兵一样，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管身上的军装是何种质地、什么颜色，都曾在青年时期认负责真描绘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出息抱有信心。然而，大时期的普通生活就注定了会变成历史，人也注定了会被时期带上更阔大、更不可违拗的轨道。
如果不是如《父亲的军装》这类个人史出版，这许许多多青年的人生轨迹会被历史的大手笔轻松覆盖。王鼎钧在自己的“回顾录四部曲”中，回顾作为抗日战役期间的流亡青年学生的生涯时，曾不止一次表达这种“无名者”的感慨：君不见，在无数的战史和名人回顾录中，青年只是数字，军人只是番号。在“伤亡大半”“全部壮烈捐躯”的概括中，在“有天下，没有苍生”的“大”坐标中，我们无从理解“这一个”的跌宕起伏和欢畅歌哭，无从理解每一个母亲心中想的“我不要你伟大，只要你安全”的锥心泣血，当然，也无从理解崇奉的力量如何让一个人从被动收受接管到主动投身。
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徐成沄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国民党整3师师长、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后来，赵锡田选择离开，而徐成沄选择留下。书中写到在个人选择的关口，徐成沄的不雅观察、权衡和生理变革；写到徐成沄从国名党部队到共产党部队所感想熏染到的作风的差异，军民关系的差异，以及民气向背的差异。在这样的比拟中，他选择了自己的崇奉。
同时，作者也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写中原野战军去留志愿的俘虏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辅导下，赵锡田才被优厚以待。回到南京后，他曾托人给徐家寄来十几块银元，至于此后他被蒋介石逮捕是否与参与营救解放军有关，作者也存疑。后来，赵锡田远走巴西，结局黯然，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分缘际会逐一显现。
除了徐成沄和赵锡田，书中还写到了作者的堂姐夫王永浩，时任国民党100军通信营营长。100军当时从属第二兵团，邱清泉是总司令。邱兵败自尽后，该军改隶杂牌军出身的将领黄伯韬。在淮海域场，王永浩被俘，之后他伺机逃跑，辗转还乡后生活无着，到上海重新投奔国民党后创造，其腐败奢靡早已不可救药，而“普通士兵却还蒙在鼓里，盲目地流血捐躯”。上海失落守后，王永浩偷渡喷鼻香港，辗转到台湾，后被国名党整肃，不得不提前退伍做生意，生平乡关远去，骨肉分离。
选择留在解放军部队的徐成沄，在解放战役中全心全力救治伤员，表现突出，于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33岁的徐成沄随重庆军管会的义务完成而脱下军装，结束了个人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从此在重庆卫生系统任职。在分外的年代，徐成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曾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烦恼，但他凭借超常的情商和敏感自律的行事准则，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家人。2015年，徐成沄获颁纪念抗日战役胜利七十周年的金质奖章。2019年，这本书出版之后，103岁的他特意录制了宣扬视频，这时候的他不仅能清晰讲述七十多年前在沙场上与日本兵面对面的细节，还能脱口背出“十八大”精神和“四个意识”。
作者徐子建在后记中说：“老父生平并不随意马虎，和平时期也是谨言慎行，这当然与他抗战时任职国民党军医有关。在我还是国企的车间主任时，他告诫我说：‘要尊重上级，组织部来个年轻干事，你要先跟他打呼唤。’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后，没犯过政治缺点，也没处罚过任何人。”
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回顾是依稀的微光”，这微光抚慰旧日伤痛，也抚慰来路那些不笃定的迷茫。当然，这微光更给阅读这些回顾的人更多的启示和猜想：微光照亮之外，毕竟还有历史那些难以言诠、难以捉摸的幽暗处，人性那些难以考虑、难以论定的繁芜处，毕竟还有某些阶段的历史叙事“宜粗不宜细”的含混处。如此说来，即便是徐成沄这种历史的见证者和战役的活化石，即便是《父亲的军装》这种“幸存者回顾录”式的书，也无法尽言历史的波谲云诡和人性的幽微弯曲。如此说来，所有的历史，所有已经由去的往事，在被笔墨捕捉的时候，都有了“微光”的意义。
家庭的坐标：聚散离合
故意味的是，这一本以父亲为主角的书，并不但是对应历史的坐标系，它还对应家庭的坐标系。父亲的家族，有燕京大学的新青年，有留守家乡的少爷。在和平年代，他们唱京戏玩票儿，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烦恼，他们寻求新生活，拥抱新时期。抗战爆发后，十一人先后走上沙场，职位最高者官至国名党陆军中将——他曾被祖辈托孤，也曾给予家族成员官场庇护。1949年之后，有人留在大陆，有人去了台湾。历史和命运在这个分边界上，显示了意味深长的一壁，也给一个中国式大家族带来了难以尽言的生离去世别和悲欣交集。
关于父母的小家庭，徐子建着墨不多。尤其是他母亲，出场不多，但每一处都让民气生嗟叹。母亲的家族也是湖南的王谢，父母二人的结识既有旧家庭媒妁之言的传统，又有个人的选择——父亲相亲的工具原来是姨妈，但他更钟情于母亲，开明的外祖母未加阻拦。抗战中，父亲随沙场辗转，母亲也一度作为军属追随；父亲被俘失落了联结，无助的母亲乃至想到去乞助仙娘卜算他的死活。1946年的永丰一别，父亲再也没有回家，那一年作者徐子建一岁。
三十年后，父子相逢。六十年后，机缘巧合，父亲才肯开口讲述自己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而直到听了这些讲述，写下这本书，儿子徐子建才知道，在自己之前，母亲曾先后在战乱中失落去一儿一女。她承受着凡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却从未对一贯相依为命的儿子说过只言片语。等到他为了写父亲的经历，捎带着一点点翻拣母亲的旧物，并找到母亲的档案，看到母亲在分外年代写的“交代材料”，理解这统统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不但是历史被回顾照出更多的无解与幽暗，家庭和命运亦是如此。纵然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也有很多被埋藏的影象和伤痛，有很多未被全然理解的苦处和爱恨。
至难堪得的是，作为一部家族史，一部记录亲生父亲“丰功伟业”的书，作者始终是镇静、节制和严谨的。他险些是本能地没有犯家族史籍写者最随意马虎犯的“难唯实，易唯情”的毛病。是日然跟作者的年事、阅历有关，但父子之间由于家庭变故而产生的疏离，这种没有日常抵牾而有历史隔阂的亲情血缘，恐怕也是造诣这本书的缘故原由之一。时期给父子造成的“陌生化”，反而让儿子有了“再认识”父亲的历史间隔和美学惊喜；而父亲百岁的生命长度，也给了儿子从容、深刻地认识父子亲情的机会，由此这本书才能够做到有情而不滥情，尊重而不侧重，它在历史中扎根，在亲情中绽放。而由于有了这些内容上的信实可靠，作者是徐静蕾的父亲，主角是徐静蕾爷爷的“明星噱头”色彩也会褪去很多。
王鼎钧在个人回顾录的抗战经历部分《横目少年》的结尾处，写到一种顺着季风飞行，又极其眷恋家园的候鸟，写它们总是顺着风的意思飞，飞到舍人忘己，飞到舍生忘去世，直到飞到捕鸟人精心布下的网里，一代又一代。他由此发问：“天生万物，万物之中见天心，天心何忍？苍苍者天，末了放得下吗？”
实在，历史会教人记住，也会教人放下，由于人不仅是历史坐标中的点和线，还是坐标和参照本身，是万物的尺度。只要有人肯回顾，有人肯记录，有人肯阅读，这尺度就自然地深植时期的底部，丈量历史的内里，也保全民气的温煦。这尺度便是代价和希望本身。由于有了它，这人间无论曾有多少悲苦，总能再度东风拂面，绿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