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关于前南斯拉夫，柏琳最常看到的阐述是：1918年景立，冷战期间，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破碎，也谢绝投靠美国，因此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并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个中的历史纠缠被一笔带过，“它常常被讲述，但就像默认的标签一样，就这么划过去了。文学上关于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也是缺席的，比如迄今为止唯一拿过诺奖的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很少有人读过他的作品。”
巴尔干半岛是一个地理观点，从舆图上看，前南斯拉夫只覆盖了一部分。20世纪末，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南斯拉夫几个民族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宣告独立，随后陷入内战。21世纪初，巴尔干半岛上经历了多少冲突和紧张场合排场，但没有像20世纪末那样大规模的内战。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独立，南斯拉夫彻底解体，成为黑山和塞尔维亚两个独立国家；两年后，科索沃宣告独立，但至今未被塞尔维亚承认。在历史和民族抵牾的阴云笼罩下，这片地皮迅速见证了厮杀、边界划分以及互为仇敌，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历史国家。
2017年，柏琳辞去媒体事情，搬去俄罗斯的彼得堡小住散心。在那里，她开始思考困扰自己已久的边界问题，“人跟人交往的界线在哪里？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地方？”
那时她有时看到《地下》——一部讲述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对南斯拉夫繁芜情绪的电影。像某种指引般，一年后，带着这些疑问，柏琳抵达塞尔维亚，“险些无法阐明，为什么一个不通斯拉夫语的迢遥的东方人，会在塞尔维亚产生一种热乎乎的感情。”她在2024年出版的《边界的诱惑：探求南斯拉夫》中写道。
“我亲自体验了在后南斯拉夫期间四分五裂的地皮上人们如何负责生活，目睹了那些经历20世纪80年代内战悲剧后的幸存者如何故作沉着地重新适应一个新天下，感想熏染到历史幽灵的碎片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从而让彼此的嫌隙重新成长出新的边界，凡此各类，让我对一刀切切实其实定和否定都产生了排斥。”
初读《边界的诱惑》，你很随意马虎被个中丰沛的情绪所传染，而写作者本人也像她笔下流淌的笔墨一样。2024年7月，《南方人物周刊》在北京见到柏琳，一起聊了聊她行走和记录前南斯拉夫国家的见闻，以及她那些有关边界的困惑。她的话很密，几个小时的采访转换成笔墨，靠近150页。
柏琳的好友、作家赵松说，“柏琳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并不老于光滑油滑，和她书里写的塞尔维亚人有种天然的相似。她也有着很强的感想熏染力，当她去某地旅行时，并不是一个察看犹豫者的姿态，而是打开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当地。”
也因此，在赵松看来，《边界的诱惑》并非纯挚的浮光掠影般的旅行书写，“它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现场如何感知普通人的痛楚、爱恨与历史。背后是作者很深的同情。”
新书出版后，柏琳在许多次采访中说这不是一本关于前南斯拉夫的“百科全书”，而是她一个人脚下的前南斯拉夫。从2018年第一次踏上巴尔干半岛开始，过去六年，她不断来回这片地皮，因新冠疫情中断的三年，她整理记录下的笔墨，出书，连续学塞尔维亚语。
这些年，边界在变革，她也在变革。我们的对话由这些变革展开。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两个女孩在圣马克教堂前玩耍（视觉中国/图）
在巴尔干行走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女性身份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写的几个地方并非按照你探访的韶光顺序编排，你是怎么决定目的地的先后顺序的？
柏琳：这本书现在编排的逻辑，概括点说，是这四个国家对付南斯拉夫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感想熏染和生理间隔。从斯洛文尼亚到克罗地亚到波黑，再到塞尔维亚刚好是由远及近，相称于我拉了一个广角，沿着它的海岸线逐步深入要地本地。由于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关系更紧密，以是我选择写完斯洛文尼亚，继而写克罗地亚，再到波黑。波黑的都城萨拉热窝是集中爆发冲突最惨烈的地方，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地区悲剧的锚点。塞尔维亚被我放在末了，我理解的前南问题的核心是塞尔维亚问题，这一部分还没写完，现实缘故原由是新冠疫情中断了我的行程，我第二本书会展开。
南方人物周刊：在克罗地亚的都城萨格勒布，做事生菲卡见告你，“自从1991年的那场战役（第一次克罗地亚战役）后，每个到巴尔干来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来提问的。我遇见过太多这样的外国人，他们都以为和我们聊谈天就能找到某种答案，但没有外国人能真的理解巴尔干。”听到这句话时你怎么想？关于历史和战役的话题，每每由你先提起？
柏琳：我最开始听到时以为是挑衅，但我比较善于在短韶光内跟人建立起相对强的连接，以是我必须卸下不苟言笑的、很无辜的外国人形象。实质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相遇，她们可能会聊“你来自哪里”“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来到我的国家”“你喜好什么”。我和菲卡也聊这些。
书中内容做了文学化处理，有些对话你看到可能以为怎么刚认识就聊了这么多，实在它们是有感情根本的，我不可能拉着只见了一次面的人就大谈克罗地亚在纳粹期间的历史，那太功利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向别人先容自己？
柏琳：我说自己是一个背包客，也写东西，做一些访谈的事情。我也会在一开始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机构，他们对这一点还挺敏感的。但更深入之后，我创造没有身份也是一种尴尬，比如我当时想去萨格勒布的档案馆，进去之后创造由于自己既不是研究员，也没有官方派来的证件，以是有些档案是不能看的。还有一些官员的接待，由于我没有组织身份，以是没有机会和他们聊聊。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你说由于这本书开始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一些反思，在巴尔干行走时，哪些时候让你有了这些思考？
柏琳：在塞尔维亚时，我得到了官方很激情亲切的招待，他们很欢迎我看档案馆的资料，但当我提到一些比较野的领域，比如我想去难民营，也想跟当地的寡头聊谈天，这些要求会被礼貌地谢绝。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我一个在本地做官员的朋友劝我还是不要考试测验了，我问他是不是由于我是个外国人以是弗成，还是以为不屈安。他说也有这些缘故原由，最主要是由于我是个女人。
2019年，斯洛文尼亚，皮兰湾的日落时分（受访者供应/图）
“更欧洲”就更文明吗？
南方人物周刊：在巴尔干半岛，不同代际的人对战役和历史的态度也颇为不同。书中写到许多年轻人神往西欧的生活，比如你在萨拉热窝时的房东埃米尔，他的生活、消费以及打仗的文化都是非常环球化且中产阶级的。他认为只有掉队地区的掉队的人，才会被民族主义的陷阱吸引，对待曾经的战役影象，他以为生活更主要，而萨拉热窝如果想变得“更欧洲”“更天下”，须要的是教诲、购物、事情和旅行。类似埃米尔这样的青年你一定遇见过不少，在他们眼中，所谓欧洲的详细意象是什么？
柏琳：埃米尔消费的都是一些符号，比如他要看英超的比赛、用瑞典的地板。在许多像埃米尔这样的年轻民气中，欧洲也是一串符号的凑集——文明、理性、优雅、受教诲程度高、相信进步和秩序。秩序非常主要，不像巴尔干半岛这种无序——贪污腐败、政治不透明、民族主义盛行。他们神往的实在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反面。
但我也以为这十分天真，就像我的塞尔维亚朋友说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西式民主不过是让你选适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
南方人物周刊：巴尔干半岛被称作“战役的炸药桶”，实际上，这里二十多年来未发生过战役，除了少量领土主权争议外。当地人怎么看待这种污名？
柏琳：大家实在很摆烂，也
当时他回答：“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再须要英雄的抱负，也不再须要大国的虚荣心，我们只想消停一下子，有韶光喝一杯。有欧美朋友跑来责怪我们，‘为什么不重修你的国家？’他们常常这么问。如果他们以为我们是在摧残浪费蹂躏生命，那么我会说，经历了那些剧痛，你会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摧残浪费蹂躏生命。”
我当时以为他说得特殊对，只管我不能感同身受。现在我有不同的想法，如果再写一遍，我会以为这是放弃。我们都经历过一片废墟的历史，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东山再起，有的人便是摆烂，我不能说谁更好。
天下主义并不虞味着没有归属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次与梁文道的对谈中，你提到最近在读叶礼庭的《平凡的美德》，文章中的内容让你对自己在做的事产生了疑惑，“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开始疑惑自己外部者身份的有效性。”能否展开聊聊这种疑惑发生的时候？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外部者身份？
柏琳：我一贯在战胜这种疑惑。刚刚我也讲了自己有时候不能感同身受他们的痛楚，我只能拍拍他们的肩膀，一起喝一杯。联合国也好，维和部队也好，他们真的在发粮食、拨款修路、掩护治安。我做不了实事的，这也让我疑惑自己事情的有效性，或者说，这算事情吗？
2019年底，为了消解自我疑虑，我真的申请去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疆给难民发面包和毯子。也没多发，就一个下午，结束后我腰酸背痛的。那种状态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我以为自己会很知足于劳动的快乐，但当天我非常累，也没精力写作，因此本职事情什么也没干。一天下来，我反而从体力事情中得到一种虚无感。
后来有朋友劝我，说我发面包也不一定比别人快，毛毯也不一定一次性拿得比别人多，我的义务便是写作，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我以为他说得对，人该当明白各司其职的道理，做自己善于的事。那时候我就不再抱负通过在难民署劳动来消解我作为局外人的不安，也不再疑惑自己作为外部事情者事情的有效性。现在我更多疑惑的是这些天下主义事情者事情的有效性，他们交往来交往去，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地理解和帮助当地人呢？
南方人物周刊：也聊聊天下主义吧，你在书的后记里提到自己如今对做一个浮于表面的天下主义者已经有了当心，而在行走中，你也写从许多人身上瞥见新型天下主义的雏形。
柏琳：我原来对天下主义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幻觉，以为上午在巴黎、下午在伦敦的环球化之下，人跟人可以无差别地拥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然也不会有反环球化运动和右翼极度主义的兴起。
新型天下主义在环球化的观点上更进了一步，是说假使一些地方由于历史战乱或政治问题而分裂，陷入互为仇敌的状态，我们可不可以连续用国际通畅的代价不雅观——宽容、和解、领悟，让他们重新连接在一起。最光鲜的例子是，萨拉热窝围城战之后，波斯尼亚战役征战各方签署的《代顿协议》——虽然这个地方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但我们还是要停火，重新握手言和。
在巴尔干地区行走时，我在许多人身上瞥见这种新型天下主义的雏形，他们打仗了大量天下性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没有选择成为一个流落的人。比如卢卡，他22岁，会说五国措辞，去了威尼斯、维也纳，见识了一圈之后，选择回到家乡萨拉热窝重修它。他的视野和抱负让我惊奇又冲动。纵然在中国，这样的年轻人也很少见，况且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要比他们优胜得多？
南方人物周刊：卢卡看了一圈天下后选择回家，你会做和他一样的选择吗？
柏琳：我很欣赏卢卡的代价不雅观，也以为这是一种办理巴尔干问题的可能，以是我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但这不是我的义务。自私一点说，我要办理的是自己与天下的关系。卢卡不是，他是真的想在当地做点什么。在萨拉热窝大学，他是一个网红，组织了很多文化社团。他还参与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折衷事情，希望能够改进当地村落民的生活条件。他很少考虑自我的问题，靠个人魅力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乃至还跑去劝架。这些我以为非常故意义。
当然，如果全天下都是卢卡这样的人也很不现实，以是我常常以为太虚伪了。在巴尔干，我尤其感想熏染到人的虚伪、外界进入时的虚伪。无论他们披着文明的外衣，还是什么代价不雅观，都让我非常不舒畅。在本日，这种不舒畅的觉得有增无减。
南方人物周刊：虚伪？
柏琳：当我在巴黎街头遇见小偷，向本地人抱怨时，他们总会说c'est la vie（这便是人生），谁在巴黎没被偷过呢？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比如我在萨格勒布被偷，或是与人起了争执，当我把这些讲给西欧人听时，他们会以为我去了一个白天是强盗、晚上是杀人犯的惊险地带，然后说，“看，那里便是不能去。”我以前碰到的德国朋友，他们开房车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如果发生事件，会以为是全体半岛的问题。这便是双标。
2022年，黑山共和国，壮丽的科托尔湾（受访者供应/图）
影象与遗忘
南方人物周刊：那次与梁文道的对谈，你们还聊到战役创伤与影象，你自己怎么看待两者的关系，遗忘是道德的吗？
柏琳：我良久以前读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印象深刻，这本书是写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赶在影象完备损失前找到依稀勾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他们希望拨开历史迷雾，找出究竟是谁把他们的孩子害去世的。但越往上追溯加倍现，没有人是明净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造就了本日的悲剧。在书的末了，这对老夫妇碰着一位智者，对方劝他们不要再往前找了，必须要向前走，学会遗忘。
仅从巴尔干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认为人们是须要遗忘的。影象有时候有偏差，末了大家记得的只有仇恨，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也无益。
怎么面对曾经兵刃相向的邻居，我非常赞许道长（梁文道）说的，“一个人如果总是记住一些让他很不愉快，或者会给本日带来很多问题的影象，那他会活得很痛楚，以是有时候遗忘是必须的。”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见面，点头说你好，无论我心里是否宁愿，这是坚持文明不至于走向失落控和暴力的基本。
南方人物周刊：关注与行走巴尔干半岛这些年，你认为边界变得更深，还是可以超过？
柏琳：我既感到边界加深，又以为（它）是可以超过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边界随时可以超过，但在国家和政治层面，隔阂越来越深。我以为他们的政客没起好浸染，在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咖啡馆和饭店的电视上只有三种节目：足球、歌舞演出以及政客辩论，当政治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中央，想不被洗脑也很难。